张闻天提醒张国焘：“国涛同志，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组建西北联邦政府，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毛伟人听说这件事后，恼火地批评了凯丰：“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毛想息事宁人，可张国焘却继续将事件升级。

7月8日，张国焘主持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他再次以凯丰的文章为例，诉说中央对他的攻击和对红四方面军政策的批评，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为题，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也是对的。

第二，肃反路线也是正确的。

第三，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第四，西北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

接着，张国焘又讲道：“现在有种倾向，一方面赞扬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一方面又批评红四方面军领导不正确。”

最后，张国焘总结道：“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打击这种贬低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言行。”

张国焘的话，激起了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的怒气，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意见，统一认识。

就在这天，川陕省委致电中央，不仅直接批评凯丰的文章，而且要求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清查“红军中的***活动”。

不等中央做出反应，第二天，川陕省委又发来关于《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电报，电报内容为：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

这份电报，开创了我党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那就是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

中央政治局十分愤怒：“他们胆子太大了，竟然敢逼宫？！”

宽容大度的朱总司令也诧异不已：“特立怎么搞的？玩起军阀这一套！”

中央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没有回复这封电报。

同时，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情，也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

有一次，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张国焘的警卫员不同意，结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

还有一次，四方面军的官兵，看见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怀疑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同时，张国焘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老毛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此时，在三路北上的部队中，由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进展最快，已经按计划占领芦花等地，而由红四方面军为主担任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仍然进展缓慢。

7月10日，中央电促张国焘北上，提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不应一再延迟。

对于张国焘反复提到的人事问题，电文只原则地提到：

“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张国焘不满足这种纸面上的敷衍，继续按兵不动。

此时，中央保卫局接到了胡宗南的部队占领松潘的情报。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红军之所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就是根据北平特科提供的情报，想抢在胡宗南之前占领松潘，以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然而，胡宗南的部队先于红军占领了松潘一线。

民党军队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总兵力达三十万人之众。

8月初，红军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

由于红一、四方面军的内部矛盾再次激化，部队只有再次停止北上继续开会。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张闻天的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仍试图促使北上的红军西进川康，由此引发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

张闻天出于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他没想到这篇文章会招致陈昌浩发了脾气。

陈昌浩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想整四方面军。”

毛伟人听说后，告诉张闻天说：“洛浦同志，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

张闻天忧心忡忡地问：“老毛，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

“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毛伟人回答说。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决议告诫全体红军：

“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是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