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