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的担心是有依据的，就在西安捉蒋的第三天，孙蔚如曾经暗中建议杨虎城单方面抢出老蒋，向南京方面邀功请赏。

这事后来也被老蒋知道了，等老蒋一回到南京，就主动向孙蔚如示好，晋升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38军总指挥。

这个38军，不过就是17师换了个牌子而已，实力并没增加减，但却提升了孙蔚如的官位，如今，杨虎城想让这个17师向中央军开战，简直是不可想象！

况且，总共才三个旅的17师，最近也发生了重大事变，原来，17师第49旅王劲哉旅长最近表现十分异常。

自12月25日之后，王劲哉就把队伍拉过秦岭子午峪，目前正与中央军的刘峙联系不绝，却断绝了与杨虎城联系，眼看着49旅马上就要投奔中央军而有去无回了。

杨虎城几天来的内心煎熬，有谁能知道啊？

打，以上诸多因素均与杨虎城不利。

不打，杨虎城又觉得少壮派们说的话句句在理。

并且，眼看着张学良短时间内回来无望，而张学良临走时却把东北军托付给了自己，对于这支东北军，想调动元老派，那是基本上没有希望的，但东北军里面，有一个咄咄逼人的少壮派，想到了这批人向自己哭诉的场面，杨虎城哪有不动心之理？

杨虎城考虑着，不妨顺着东北军少壮派们的意思，让东北军与中央打一仗再说，打的结果无论胜败，被消耗掉的只能是东北军中那班难以支配的元老派势力。

此时的杨虎城虽然在军事上捉襟见肘，没有多少兵马，但他仍然坚持着要打，老朋友南汉宸的劝说，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就在杨虎城同南汉宸谈话的时候，不论是杨虎城还是南汉宸，他们谁都没料到，东北军的檀自新骑兵第10师，已经反水投靠了中央军。

对于丈夫与南汉宸之间的不愉快，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心中甚是过意不去。

谢葆贞在送南汉宸到新城大楼大门口时，悄声告诫南汉宸：“南先生，请速离西安，虎城将对你不利。”

其实，南汉宸也从杨虎城的话中听出危险味道来了，但他不能在没有党组织的指示下，自作主张，离开岗位。

“谢谢相送，谢谢你能实情相告，不过，我想好了，既然自己的行为光明磊落，我就该坦然面对，我决不把个人生死看得太重要。”南汉宸说。

于是两人互道珍重，彼此告别。

情况紧急，南汉宸不顾个人危险，连夜赶到中共代表团住处，把杨虎城的异常表现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

此时，已经是28日凌晨2点多钟，也就是孙铭九一班子人马离开中共代表团一个小时后。

1月28日早上，周副主席乘汽车，来到设在渭北云阳镇的红军司令部开会，经过集体研究后，由周副主席亲自给与杨虎城、应德田等人答复。

“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红军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一步，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初听起来，中共的和平态度仿佛发生了变化，似乎倾向于主战方的立场。

但仔细推敲一下这个答复，中共代表团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答复很明白，话外意思就是，光你们几个少壮派单方面的态度还不算，没有王以哲、何柱国的同意，也就没有“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的说法，当然，这话对王以哲、何柱国来说也是一样的，要看少壮派们的意见。

对于周副主席的表态，杨虎城、应德田和苗剑秋都听出了弦外之音，而孙铭九等人把这个答复，解读为中共和红军也改变了态度，反对从渭南前线撤军，而且也不反对向中央军开战。

中共的这个表态，让主战派们认为开战的障碍已经消除，十分兴奋，他们便兴高采烈地分头到东北、西北两军中进一步串联鼓动，准备同中央军开战。

少壮派们这种翻云复雨、忽阴忽阳的异常表现，使周副主席感到十分疑惑不解，在见到苗剑秋时，他好奇地问：“为何昨天两次请愿时，你们会突然哭得那么伤心？”

“周先生，如果你们的党员死了，你们哭吗？如果不哭，这是不是不人道啊，是不是近乎残酷啊？”苗剑秋反问道。

“噢，原来是这样！可是，西安事变以来，死伤的几乎全是蒋介石身边的人，你们东北军方面好像不曾死过什么人啊？”

周副主席对苗剑秋等人的哭很是质疑。

“我们今天的每一步前进都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用廉价的眼泪来表示对死者的尊崇，我们只有加倍的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才是对他们最好最大的安慰。

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即将实现对内和平，对外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前，对一些较小的不愉快，是不应该过分用眼泪去炒作，不能故意用痛哭来渲染悲情。”

周副主席耐心地劝导着苗剑秋，如果他知道，就在前天夜里，苗剑秋等人曾秘密集会，开出一长串暗杀黑名单，并图谋策动暴乱的话，他一定为眼前这个人的演技所佩服。

要知道，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迫使老蒋同意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如今这个目的已经就要达到了，这几个人却要跳出来捣乱。

在国内和平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的时刻，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却放弃了，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