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离开重庆的行动计划。

按照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

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的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接下来，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去昆明，这让戴笠嗅出了汪精卫准备出逃的味道，戴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但却毫无办法。

思来想去，7号夜晚，戴笠来到了陈立夫的公馆，决定把事态的严重性给陈立夫汇报。

“陈部长，汪精卫打算去昆明演讲，恐怕里面有猫腻。”戴笠说道。

“有什么猫腻？”陈立夫望了眼戴笠问。

“根据上海发回来的情报，高宗武和梅思平已经同土肥原贤二达成秘密协议，我担心汪精卫会借机外逃。”戴笠回答说。

听到戴笠如此说，陈立夫沉默着，眉头紧皱，他在思考着戴笠的话，权衡利弊。

“汪兆铭毕竟是副总裁，他有行动的自由，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理由阻止他的行动，这事必须给委员长汇报。”陈立夫思考了一阵说。

“我昨日已经给委员长行辕发去电报了，但至今委员长那边还没有回复，明天就是8号了，怎么办？”戴笠征求着陈立夫的意见。

“顺其自然吧。”陈立夫说。

见陈立夫是这个态度，戴笠只有起身告辞了。

其实，戴笠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8号，蒋介石抵达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汪精卫、孔祥熙、叶楚伧、王宠惠、朱家骅等人谈话。

谈话开始后，汪精卫坚持着对日主和，他表示：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但蒋介石的发言，意思恰恰与汪精卫相反：

“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忘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共同对抗日本的计划。

汪精卫激烈地反对着，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12月18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临离开重庆时，汪精卫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封信，倒出了“主和”的道路远比“主战”困难的多，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详细告诉了龙云。

“龙主席，我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你发表通电拥护，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会纷纷行动起来，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

“好！我很赞同汪主席的这个和平运动的建议，到时，一定按您的计划行事。”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第二天，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接着，日本近卫内阁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近卫内阁按照重光堂会谈的精神发表，或许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可是，近卫的这次声明，竟然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

在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天，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成立。

兴亚院由首相近卫文磨任总裁，外相、陆相、藏相、海相兼任副总裁，设立第一部辖政治，第二部辖经济。

同时，兴亚院还设立联络委员会，在中国的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同日，平冈龙一在上海宣布成立大东亚文化研究所，研究所隶属于兴亚院，作为兴亚院在上海的分支机构，负责上海的政治与文化。

直到这时，冯晨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冈龙一等的就这天。

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仪式结束后，平冈龙一把冯晨单独叫到研究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两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冯桑，东亚文化研究所和编译局，都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