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中村丰一又把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详细通报给了犬养健三人。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二月份，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

高宗武首先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

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

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

松本告诉高宗武，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

高宗武派董道宁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

影佐祯昭以私人名义，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时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祯昭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他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祯昭的信件交给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秘密召见了高宗武。

蒋介石召见过后，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到香港等候。

两人见面后，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祯昭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

虽然有所怀疑，但西义显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

此时，日军锋芒正盛，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根本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

没得到明确答复，自负的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

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这让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老蒋授意，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一成发了贺电。

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飞往香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日方，国民政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便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军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国民政府有利。

可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别出心裁地行事。

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积极主动寻求与日本方面打开僵局的办法。

自中日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他们正在成长起来。

高宗武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

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

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和日本驻香港领馆总领事中村丰一，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

那就是，推出汪精卫来，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随后，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了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

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

只要汪精卫的通电一发表，那么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