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被抓的这段时间内，冯晨一直在暗中忙着窃取“日汪密谈”文件和采购药品的事情，安志达布置的三项任务，冯晨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采购药品。

安志达布置的第一项任务是取得汪精卫同日本人会谈的文件内容，这个任务对于冯晨来说相对容易的多。

因为日方与汪精卫集团所有会谈文件的签署，都是以兴亚院为主导的，冯晨又是上海兴亚院的成员，有机会接触到会谈内容。

争取日本支持是汪精卫建立政权的最重要前提。

对汪精卫等人来说，没有日本的许可，他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他们积极向日本乞怜，以换取组织伪政权的可能。

5月份，汪精卫便率周佛海等大小汉奸喽啰，前往日本谈判建立伪政权的条件，大致意向已经谈妥。

虽然日本在华有直接利益的各机关，如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等在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统一的汉奸政府问题上是一致的，可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如怎样保证本机关在以后对华决策中的主导权，如何利用此次机会迫使汪精卫出卖更多的中国权益等问题上却有很大分歧。

为统一意见，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等会面前，召开了由首相平沼骐一郎主持的“五相会议”，协议通过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时的依据。

该方针规定，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汪精卫、吴佩孚、其他变节的重庆政权分子、已有的临时和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等共同组成。

这个政权，必须事先完全接受日本所提《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日本在华的“特殊要求”。

在谈判中，汪精卫面对日本的酷苛要求也颇感失望，不甘心只做全无实权的傀儡，他要求日本能遵守“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诺言，帮他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实权的、一定程度上“独立”的“中央政府”，并做了有限度的抗争。

但在日本的软硬兼施之下，汪精卫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几乎是空手而返。

日本对汪精卫集团采取的是步步引诱的策略，所索取的要求也是层层加码，日本人在伪政权成立前，利用汉奸们急于粉墨登场的心理，再次进行敲诈。

兴亚院以汪日双方要“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制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文件，作为汪精卫必须接受的酷苛条件。

《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内容中，包括了日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控制权，连今井武夫等日方人员也觉得条件太严苛，违背了日华双方的重光堂密约。

这份纲要，超出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精神，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11月份，日汪之间依兴亚院的条件为基础再次进行谈判，汪精卫等对日方的贪得无厌感到震惊，他提醒日本注意，所提条件“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一些人为此痛感失望，已脱离“和平阵营”。

谈判过程中，汪精卫希望能得到较多的“独立自主权”，以装饰门面，而日方则强迫汪精卫全盘接受，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致谈判中断。

谈判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日方只在细节上稍有退让，汪精卫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威逼之下，被迫在自称为“卖身契”的密约上签字。

汪精卫以全盘接受日本的酷苛条件，换取了日方对其组织汉奸政权的支持。

日本依密约获得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特权，由于条约太酷苛，暴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双方约定对其内容“永不公布”。

汪精卫等人原本看不起在日本刺刀下建立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汉奸组织，认为它们名声太臭，不愿与它们合作。

然而，日本则坚持新的“中央政府”要包含所有新旧汉奸政权，并强迫汪精卫立即开始和它们会商合并事宜。

汪精卫先试图联络日本正在拉拢的吴佩孚，但两人对“中日和平”内涵的见解有差异，立场不无稍异，对未来新政权权位的分配也各有打算。

同时，吴佩孚对汪精卫的人格也颇蔑视，表现较冷淡，他甚至对汪精卫不无戏弄，他在汪精卫所送去邀请参加伪政权的信上写道：

“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吴佩孚虽是失意军阀，但终于未落水当汉奸。

此后，汪精卫在日军的安排下着手与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协商合作建立“中央政府”事宜。

王克敏等自恃投靠日本在先，不肯轻易就范，他们同汪精卫争“独立地位”和在未来政权中的职位。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临时政府”改为独立性极大的“华北自治委员会”，对“维新政府”的要员委以高官才得以结束。

新老汉奸们终于合流了。

这些内幕，冯晨早就一清二楚，现在他要取得的就是“汪日密谈”不便公开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在平冈龙一的保险柜中有一份副本。

冯晨需要的是一个机会！

冯晨独自坐在《时事周刊》杂志社的办公室内，思考着对策，这时，方晓曼敲了敲门走了进来。

自从王天木被李士群关押起来以后，冯晨把方晓曼等人全部召回了上海，他要借助军统上海情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