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之间的争斗是极为残酷的。

朱祁钰也是听冉思娘说起了过往才知道，贵州土司之间的争斗，如同军阀乱战一样，用李宾言的六等秩论，贵州土司之乱，就是二等秩军头共主。

冉思娘他们家这支分支世代行医，名望在云贵黔很高。

但是不擅长作战的他们，很快就被播州杨氏所吞并，土司冲突中，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

这种走失，冉思娘的父母，极大的可能是已经死在了山涧之中。

冉思娘说起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因为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脱。

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痛不欲生的时刻，她已经学会了接受。

朱祁钰并没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结束手中之事，而且朱祁钰也不打算让冉思娘结束。

讲医堂现在有了女医倌，慢慢来便是。

左鼎、练纲两个人的致仕奏疏递了上来，王直依旧在极力留住这两个人，为他们求情，贴条的理由依旧是左鼎手、练纲口。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是王直最欣赏的一个点，他依旧希望左鼎能够留下来，作为反贪抓腐的鹰犬。

低薪滋生腐败，高薪不能养廉。

治理腐败，就得重拳出击。

大明不再默认贪腐，提高官员待遇的同时，就是高压反腐。

这种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让他戴罪立功。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亲自教谕，告诉他们不要乱来，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刘吉拉回京师，来了个牵连扩大化，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为官，送去南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南衙十四府，现在被拆分之后，依旧不太忠诚，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

左鼎、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才实干，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就彻底清楚了，反腐抓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

千年来，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诉求的重要方式。

公车上书，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公车诣阙，上书正君道臣义，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

这种广泛的讨论，对于朱祁钰而言，是乐见其成。

总结利弊得失，调整政策方向，改变大明的局势。

什么时候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就会消失呢？

在党祸盈天的时候。

党祸盈天的时候，朝臣们会围绕着两个似是而非的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无论对错的攻讦。

亡国四祸，君出、虏入、播迁、党祸。

比如北宋末年，两个皇帝被抓走了，泥马南渡，南宋朝廷，依旧在主战、主和之间，反复的横跳。

比如明朝末年，崇祯自杀，南明朝中，就是党祸盈天。

这段因为李宾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车诣阙，在《谏治国君道臣义疏》邸报刊发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

朱祁钰对结果非常满意，事情并没有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变得更加糟糕，毕竟大明朝此时并未有党祸。

为什么没有党祸呢？因为于谦作为执牛耳者，压根不想挑起党祸，架空皇帝。

于谦手里拿着本奏疏，满是笑意的走进了聚贤阁，走到了一楼的御书房，行礼说道：“臣参见陛下。”

“免礼，坐。”朱祁钰放下了手中的一封奏疏，笑着说道：“于少保今日不研究西域了？”

于谦笑着说道：“陛下容禀，臣为襄王利柄轻重论而来。”

朱祁钰笑着问道：“于少保对襄王的轻重论，有何见解？”

于谦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看到兴安也在，也就没了下棋的兴致，笑着说道：“陛下，春秋有鲁、梁之绨旧事，不知道陛下闻否？”

朱祁钰点头：“略有耳闻，不得甚解。”

于谦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前日，金尚书朝天阙曰：鼓励商贾前往倭国贩银，以供国需，太仆寺夏衡曰：以再增互市给马银，以弱鞑靼、兀良哈之势，此亦乃襄王利柄大论。”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鲁国这个地方，对于齐国而言，是重要的粮仓，就像是蜂的螫针，和齐国相辅相成，却分为两国，想要打下鲁梁，有什么好办法？”

“管仲说：简单的很，只要王上穿绨衣即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上穿绨衣，则齐国天下皆穿绨衣。”

“齐桓公虽然不明白，但是却答应了下来，开始穿绨衣。”

朱祁钰坐直了身子，于谦的说法引起了朱祁钰的好奇来，他点头说道：“齐国大，鲁国小，鲁国擅织绨，齐国有需，这样一来，鲁国上下便都是织绨，而不种田了。”

“然也。”于谦继续说道：“齐鲁两国，往来商贾皆贩帛为生，后来管仲看火候差不多了，关闭了边界，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便投降了。”

朱祁钰倒是看到过这个典故，有些疑惑的说道：“那齐国不收绨，鲁国百姓继续种田便是，为何会闹到亡国的地步呢？”

于谦低声说道：“陛下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齐国不收绨，多少织户无以为生，又不想种田，只能奔逃齐国。”

“关键的产业被控制在别国之手，则是将生死掌控在他人的手中啊。”

“鞑靼、兀良哈的畜牧，倭国的银矿皆是如此。”

“此乃利柄。”

朱祁钰陷入了沉思之中，于谦的这番话并不难理解，控制其国家经济命脉，在攻伐之时，突然给予重创，其国百姓逃亡，大军再至，就更容易攻打了。

于谦总结性的说道：“绨重谷轻，齐灭鲁国，就是这轻重之术，亦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

管仲经济战把鲁国玩崩了，大明此时如同齐国一样，可以利用经济战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敌人，然后以战取胜。

“利柄轻重，好。”朱祁钰不住的点头。

于谦继续说道：“襄王殿下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解释了一个之前我们未曾解决的问题，盐铁议中，陛下曾经提到过谷租，藁税，乡部私求，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百姓为什么不肯种地呢？其实在苏松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这种耕者不能半的情况。”

“襄王殿下说，一个农民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三倍收成，那么他就懒得种地，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两倍收成，则百姓则会丧乱，稍有征敛，必然引起百姓暴乱和起事，如果人民暴乱之后还施之以刑罚，那就是残杀百姓，即所谓的摲民。”

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

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百姓们不肯种地，但是在贵州，百姓也不肯种地，这就很奇怪，襄王在认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结论。

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则是种了也没用，没啥收获，稍微有点天灾人祸，自然是起事不断。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还要追罚，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丢了天下也活该。

襄王就是这么说的，他的利柄轻重论，可不是一味的谗言，而是有很多的规劝。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襄王还是很敢说的。

也真的有这么干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要以杀止暴，最后失道天下，丢了江山。

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无米（火亶）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轻重不调，无米（火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就是事有轻重，百姓起于阡陌丧乱，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国之君了。

“有理。”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最终将宋彰等人斩首示众，佐以农庄法，恢复生产，还免了一年的正赋，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朱瞻墡、管子、于谦等人所言，朱祁钰所做，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于谦继续说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