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借“灾后重建”强势推出“新政”，立刻遭天下“藩王”反对，却不知另一时空已早有案例。

在另一时空，当朱元璋在江苏南京站稳脚跟并建立“明朝”政权时，却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同时反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享受着超高的福利待遇。这就是明朝与其他朝代的不同。

这些皇子皇孙们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而且地位高崇，就连普通的王公、大臣们见了他们，也都要“伏而拜谒”。尽管明朝“藩王”们在“靖难之役”后被皇帝禁止互相串门和进京面圣，但生活不受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们能一直保持生活富裕，不惜恢复了“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藩王”，希望这些“宗亲子弟”将来能通过血缘关系，共同“夹辅皇室，安定天下”。

然而，朱元璋高估了“血缘纽带”作用，而没意识到“人际关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非“血缘宗亲”，故才会出现儿子抢夺孙子的皇位，后世子孙之间因“削藩”和“立储”而爆发了生死搏斗，彰显了政治的本质。

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间的权力争斗。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寇”，说明权力争斗与是非曲直无关，与道义仇恨无关，只在心狠手辣和实力对比。

这些“藩王”拥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纳税，而且能世代相袭。即便如此，太祖朱元璋还生怕后代们过于劳累，于是专门规定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孙，从此以后就不能出门做事，只管享受人间清福就好了。

于是，从十岁开始，“藩王”们就由官府发放俸禄。在“藩王”结婚时，朝廷还会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等到“藩王”死后，朝廷还会报销丧葬费用，可谓是从生到死，“藩王们”都被“太祖爷”安排得妥妥当当。

由于朱元璋的宠溺，这些“藩王”们有钱有兵且超脱于官府，很快成为了大明王朝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在“靖难之役”后，朱棣以自身为鉴，防患于未然，就剥夺了“藩王”的军权，加强对宗藩的监视和控制。

经过几代皇帝的完善后，明朝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藩禁”制度。这些制度对“藩王”们进行了严格限制,即宗室们不能为官，不能参政，更不能拥兵。毕竟“太宗成祖皇帝”朱棣就是以“藩王”身份凭实力夺权上位的。

到了明朝中后期，连宗室经商也被禁止。“藩王”之间不得见面，连出城居然都要向皇帝请假。在这样的“禁藩”制度下，各地“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软禁的“囚徒”。当然了，其生活条件还是比绝大多数人好的。

无所事事且饱食终日，在没有压力又被绝对禁止工作的情况下，唯一的娱乐方式也就是狂生孩子了。

因“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很快就有聪明的藩王发现，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比如生一个“郡王”就有禄米贰千石，生个“镇国将军”也有米一千石，算起来这“生娃”居然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君王”就是“藩国世子”，“镇国将军”就是“藩王”们的“庶子”，至于王爷们生的“郡主”，奖励则相对少些。

于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增收增产，各地“藩王”们作为明朝的皇族，就鞠躬尽瘁，拼命的招妻纳妾，苦苦耕种，更有天赋异禀者，其子女数量竟然多达百余人！男女反正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正德年间，山西“庆王”因子孙过多，导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数，便只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此事轰动了朝野，成为“经典案例”！

于是，为了防止宗室人数暴增，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们的娶妻数量，即“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得超过4人；“将军”的妾室不超过3人；“中尉”的妾室不得超过两人。这才稍稍减缓了藩王们的增长数量。

毕竟朝廷每年划拨给各地“藩王”的给养和经费有着严格等级规定，不可能是“按需分配”，但也不能说是“按劳分配”，万一某些“藩王”们的子孙后代繁殖过快，就会导致他们家人均福利骤减，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后代们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惊人！到明末为止，朱元璋的男性后代已达二十万众。若再算上各“藩王”的女儿、外甥女、孙女、外孙女等嫁出去的女性后代生娃，则早已超过百万之巨！

皇子皇孙们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才能养得起这么多闲人。因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后期为止，国家的土地已有相当一部分兼并到这些“藩王”们的手中，造成朝廷税收、口赋、丁赋大减。

据清史记载，大清入关后，收缴了大量“前朝藩王”的遗留田产，仅湖南、湖北、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万亩之多！这些王府占据良田，不需要交税，还要从地方财政中领取俸禄，乃贪得无厌！

这让地方的财政不堪重负。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军“庆王”，因生的“郡王”和“将军”过多，出现了倾山西全年税粮也不够发放“藩王”俸禄的奇观。归根结底，就是“朱八八”当年当过穷和尚和叫花子，被饿怕了！

这让大臣呼吁，再过数十年，很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情况。于是，头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到了“万历年间”，朝廷实行“宗藩禄银定额化”，给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在此之后，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俸禄总数不变，这才稍稍缓解了“藩王俸禄”对大明财政造成巨额消耗。

仅仅是财政供养，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其实，由于“藩王”们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因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就利用自己特权，在地方横行不法，对当地百姓甚至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有明一代，朝廷对“藩王”造反噬严防死守，但对“藩王”们恣行威福，夺占民田，欺辱官吏，强抢民女之事却特别宽容，觉得让“藩王”们引起民愤，才反而能让朝廷感到安心，毕竟能趁机削藩回血，转移矛盾。

但报应总会来到。西元1627年，陕西、山西、河南诸地发生灾荒，低温、大旱、蝗灾接踵而来。农民颗粒无收，连草根都吃光。澄城的农民王二聚拢了上百饥民，杀官造反，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和巧取豪夺，“藩王”们却积累了如山的财富。比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拥有半个河南省耕地和矿产，金钱百万，家中珠玉货赂山积.....

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按照祖制，“藩王”们还不能拥有军队。于是，这些人简直就是为农民起义军们量身定做的“补给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统统成为待宰杀的“大肥猪”。

以“福王”朱常洵为例，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对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

崇祯十四年，贼首李自成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而“福王”朱常洵仓皇逃至“破庙”，却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故很快就被抓住。“福王”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为所动，训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将朱常洵拖下去重责四十大板，然后再当众处死。

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被农民军杀掉的“亲王”级别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韩王”、“代王”、“晋王”等一十四位之多，占了当时明朝的“亲王”数量的一半以上！

至于“郡王”、“将军”、“中尉”这些杂鱼，更是多不胜数。仅山西一地，李自成所杀掉的朱姓子孙就有万人之多！明末义军如过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对这些朱氏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那就是要斩尽杀绝！

这间接说明，各地“藩王”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站到了天下百姓的对立面去了，本质是贫富差距太大！百姓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凡朱姓者，尽皆诛杀。”

义军们对“藩王”们毫不手软的清算，吓坏了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们。于是，学乖了的“藩王”们学会了闻义军之风则仓皇逃窜。以楚地为例，长沙“吉王”、常德“荣王”、宝庆“岷王”等，“皆一闻贼至，望风而溃”。

地方官府在抵抗，而“藩王”却带头逃窜，对士气的影响极坏，让朝中大臣忧心忡忡。“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力陈地方藩王“闻警辄逃”是违背祖制，按明朝规矩，“藩王”不能离开自己封地，求朝廷严惩逃跑藩王。

由此，崇祯帝随即对外逃“宗藩”切旨严责，哪怕“贼兵”（农民起义军）杀上门来，也不准“藩王”们外逃避贼，并要求这些“宗族”们“固守城池，则众志成城，即以奠金汤矣！”这确实是朱元璋当初“分封”的目的。

可怜的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而且还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各地明军一触即溃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贼兵”（农民起义军）的来临，真是无处喊冤，摆烂等死。

而明朝“藩王”因上进之路被堵死，所以大多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帮倒忙为主。比如郏县一战，明军精锐尽失。但为了防守西安，朝廷紧急征调五千川军协防，结果却差强人意。

西北天寒地冻，南军未曾配发御寒的衣物，而“秦王”朱存枢又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将们劝“秦王”朱存枢捐点银两给奉命来援的川军们添点御寒衣物，却被“秦王”朱存枢一顿臭骂，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

川军义愤至极，索性开门投降了李自成，导致“秦王”朱存枢被活捉，并且全部家财都被充当了军资。

而且，这并不是孤例，以“善黄白冶化”而著称“蜀王”被要求捐钱助饷，却自称“家无积蓄，只有王府一座，恳请卖掉助饷。”待“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