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的外贸政及因果“货币白银化”与输入型通胀引起金融危机导致明朝因财枯竭机而亡。

按理来说，一个地区、国家或王朝应该会在大规模对外贸易中获利而富强才对，但明朝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原因就是“土木堡之变”与“宋明理学”兴起，让明朝百姓、官僚乃至藩属国都对朝廷的能力产生怀疑。

于是，在明朝国力直线下滑之后，北方边患、倭寇侵扰和朋党之争继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让明朝中后期即便重新开放“海禁”，但得大利的并非中央朝廷，而是以“买办”、“通事”、为主的地方“官僚资本”，其次就是“名人”等民间资本。于是，在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时，地方官勾结朝中大臣官官相护，让朝政停摆。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其它平行时空的事情，在这一时空，由于有了催木匠一家的干预，影响了“天道轮回”，故也导致了历史的车轮正沿着不同的方向行驶，尤其是有了海量金银财宝注入国库后，明朝变天了。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而原本被“天灾”夷为平地的明朝北京城业在“仙家”不计成本的投入下，硬生生用金钱堆成了原样，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时间，明朝便通过海量金钱来调配全国之力，把帝都北京重建一遍！

当然了，这其中也少不了“仙家”们从中出力，比如运送建筑材料和粮草、军械等重要物资，毕竟“仙家”们都能飞天遁地甚至日行万里，偶尔做些跑腿的事不禁不觉得麻烦，反而觉得好玩，尤其是催家姐妹们。

于是，在腊月下旬某天清晨，崇祯帝便携周皇后开始去上早朝，身后还跟随着另外八位嫔妃，地点依旧在修缮后的“乾清宫”。而朝臣们经过“天启大爆炸”筛选过后也焕然一新，除了边关武将不变，其他皆变。

这时，六部尚书也大多换人了，因为之前那些老家伙们要么被“高空抛物”砸死砸伤，要么因惊吓过度而一命呜呼，或者因心力交瘁而告老还乡。这时，户部尚书换成了倪元璐 ，刑部尚书换成了徐石麒 ，兵部尚书换成了张国维 ，吏部尚书换成了郑三俊、周延儒和林汝翥，礼部尚书则仍是徐光启 ，工部尚书待定。

当然了，由于兵部尚书多为“兼职”，目前由王洽和陈新甲共同主持兵部事务，而守边诸将官位不变。这些将领主要有袁崇焕、曹文诏、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祖大寿等人。不过，这些将领若未接到皇帝的命令，是不能私自离开前线的，否则便会被厂卫特务机关以“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后再被“言官”弹劾。

“皇——上——驾——到！”随着司礼监王公公一声公鸭嗓般尖叫，崇祯帝与周皇后即八位嫔妃们乘坐龙凤玉辇和轺车姗姗来迟。不过，此处的皇帝、皇后与嫔妃们并非真身降临，而是其各自的“寄魂分身”。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咯咯，众位爱卿，都快起来吧。”

“谢皇上、娘娘！”满朝文武大臣山呼海啸地跪拜过后，便纷纷站直身来，心想这皇帝老子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册封了“国师”之后没多久，这皇帝老子就总喜欢待着女人上朝？若光是与皇后同坐也无可厚非，只是将所有后妃们一股脑儿地往朝堂上搬，显然有些不像话，毕竟朝堂乃议论朝政之所在，并非后宫呀？

“诸位爱卿，有何事可直接上奏，朕洗耳恭听！”崇祯帝朱由检环顾大殿，见文武大臣各依班秩站成排列，不禁哈哈大笑道“如今的朝堂可比‘天灾’降临前活泛多了，毕竟少了些老面孔，也多了些新面孔呢。”

“启禀皇上，臣有本上奏！”户部尚书倪元璐手持朝芴跨步出列，躬身施礼道“微臣自从出任‘户部尚书’以来，遍查户部所藏天下名册，目前有约有2345万户，丁口约五千万人，只算成年男子，不算鳏、寡、妇、孺。若免去百姓‘人丁税’，也就等于免去“三响”，则今岁朝廷必将少收2000万两银子，国库巨亏啊！”

由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了百余年，且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来的玉米（苞谷）、番薯洋芋（马铃薯）、番茄（西红柿）等高产作物，再加上陈姓华商父子从菲律宾带回的甘薯（地瓜），让百姓少挨饿。

于是，后世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年鉴推算，认为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明朝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因为随着外来高产耐寒和耐寒农作物被朝廷大力推广，让不少百姓家吃饱饭。

因此，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有六千余万 ；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西元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的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

何炳棣认为明朝在西元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 ；葛剑雄认为西元1600年时，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时，因改朝换代引发的各种灾祸，出现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

曹树基认为西元1630年左右，明朝达到了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而西元1644年的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而西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西元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约有16亿；

但世界史学界认为大约在12亿，因为明官方统计表统计不了被士绅瞒报的人口，而明朝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就主动依附于士绅便可以不纳税于国家，所以人口与官方统计有很大差异，况且还只算男人。

明朝崇祯年间国库空虚，财力捉襟见肘，但内外忧患不断，因此不得已才加征赋税，以应对时局。明末最为著名的赋税加派即“三饷”，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具体何意？可从名目中便窥得一二了。

“辽饷”自然是为应付辽东战事所加派的，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每亩土地加派土地税“九厘”；“剿饷”则是为了完成剿灭农民起义而加派；“练饷”则是为了练兵而加派，除“辽饷”外，其他两“饷”均在崇祯年间设置。

三“饷”加派，每年为明朝官府超额了将近两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但并没有能够挽救明王朝，反而加剧了明朝的灭亡，究其原因是一边加速激化阶级矛盾，一边让官僚体制更加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巨大！

三“饷”加派，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在古代为了应付战争，历朝历代都会向民间索取更多的税额，但明朝的问题出在征税对象太少了，除了贫苦农民和一些城市贫民之外，只剩一些小商贩适合征税而已。

按照万历年间的设定，“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也就是在原来的税额上加征千分之九，数量看起来并不多，按照当时全国的土地数量，官方设定每年的辽饷需要定额征收五百二十万两饷银用于辽东战事。

当然了，朝廷下属各级官府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到土地荒废等问题，实际征收的要必预计的少很多。

但要知道，征税对象仅限于小自耕农、小地主、小商贩，而大地主、大财主、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各级官吏及其家属、宗室藩王并不在此列。而但明朝后期土地兼严重，主要兼并者乃官僚、皇帝、宗室。

官僚兼并土地的情况，可参考嘉靖朝内阁首辅徐玠，因为徐玠退休后，在自己的老家松江大置田产，兼并土地数量达到两万亩！藩王则更甚，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兼并土地四万亩！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兼并土地两万亩！仅这两人明面上兼并的土地数量便达到了六万亩，更不用说所有亲王加起来还更多！

皇帝兼并土地主要是依靠修建所谓的“皇庄”，即土地上派人耕种，租子交给皇帝。因此，虽然明朝实际耕地数量不少，但真正能够征收到税的却要大打折扣。可是，每年的指标摆在那，不够钱花该怎么办？

想来想去，朝廷也只能将不能征收的这部分土地的应当征收的数额平均分摊到可征收的土地所有者身上，这就是宰相张居发明的“一条鞭法”。正因如此，每个征税对象实际承担的税额却远远大于“九厘”了！

更要命的是，土地兼并还包括瞒报的，因为明朝在张居正改革之后，丈量全国土地，并记录成册，表明所有权归属于朝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在“两京十三省”内都得缴税！

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便将驻军地区，暂时不宜强制执行。但是，随着土地兼并情况加深，图册的修改进度却没有跟上，或是因为某些地主为了少缴税而买通县衙小吏，故意不改，以便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这么做的后果是，有农民明明已经没有土地，沦为佃农，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