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为了能尽快解决北方边患，决定在先重开“西厂”和“内行厂”，并垄断全国“金融机构”。

在这一时空，崇祯帝朱由检尽管已成了“修真者”，本应该修仙问道，长生不老，对凡尘俗世少些执着才对，但作为朱家子孙兼一国之君，却时刻担忧着百姓生死与国家存亡，于是很重视老祖宗的“发家史”。

众所周知，洪武帝朱元璋乃明朝开国之君，与崇祯帝朱由校这个明朝亡国之君虽然都想通过励精图治来治理好天下百姓，但时名不同，结局不同。不过，自从朱由检被“逆天改命”后，倒想学老祖宗朱八八。

有人说朱元璋的小名叫“朱八八”，也有人说朱元璋生于农历八月八日，故又名“朱重八”，但实际上“重”只是“家族排辈”，而“朱重八”并非生于阴历八月八，而是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西元1328年农历九月十八。

这一年他的父亲朱五四四十八岁，母亲陈氏四十三岁，父母俩的年岁相加为九十一岁，并非八十八！

不过，因为在元朝时期，没有官职在身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社会等级低下且没有什么文化的“汉人”和“南人”百姓多是按照市井礼俗起名，多用自己的生日、父母年岁、生日叠加或家族排行来取一“俚俗”之名。

《蔡氏家谱》上说“元朝有制度，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以兄弟间的排行和自己出生时父母的岁数相加为名”。是故，明初功臣“开平王”常遇春的曾祖名为“四三”，祖父名“重五”，父亲名“六六”；“东瓯王”汤和的曾祖名叫“五一”，祖父名“六一”，父亲名“七一”，都是以数字为名。故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朱元璋的名字是以父母的年岁相加，那么，他的名字就应该叫“九一”，若以父母年龄相加或出生的日期命名，即按出生的日期命名，那也得叫“一八”，而非“八八”或“重八”！这说明朱元璋的名字很传统。

实际上，“朱重八”这个名字中的“重”是家族“字辈”，因为他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而他的年纪最小，所以就叫“重八”，即全名叫“朱重八”。

《明朝小史》中的“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有记“先伯娶刘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钟离。

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迁钟离后戊辰年。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以来，相继浸没。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绝嗣。”这说明朱元璋的家庭出生确实极其低微，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开国之君里，算是真正的“草根”。

朱重八从乞丐混到和尚，再从和尚混成乞丐，但最终通过参加农民起义而成功逆袭成为开国君主，并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他那一套严厉打击土豪劣绅的“严刑峻法”并严惩贪官污吏，是因为他有大智慧。

朱重八的这种“大智慧”叫做“政治家”，远超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的“政治智慧”是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政治难题，因为她重新设计了一套能成功越过官僚阶级并有中央直接掌控各个地方人口、耕地、牲畜、财产等重要治理资料的政治制度。需要做到这一切，可不是普通帝王所能。

但想要改变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难题，不仅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团队”，而且还需要时间来磨。于是，从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开始，朱重八就拨款设立“国子监”，开始大力培养清贫家子弟为“贡生”。

“国子监”存在的价值，就是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皇帝本人的政治势力，并且这个“国子监”在设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社会底层百姓，也就是学成后被派到县乡以下里、甲等村级单位宣传《大诰》以弘扬“法治”。

这几乎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恐怕就是战国时期的所谓“商鞅变法”了。根据历朝历代的教训，皇权想要下乡，首先就会遭到朝中大臣和各地乡绅富豪、地主权贵和地方官僚的反对，因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若没有利益纠葛，谁会心甘情愿替你办事？故曰“山高皇帝远”。

不过，朱重八将自己曾经当和尚和叫花子的“韧性”展现出来，用了一个“磨”字诀，凭借自己亲手培养的众多“贡生”以宣传普法方式成功实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将全国“户贴”汇集完成，亲手交给朱元璋。

“户贴”就相当于后世的“户籍登记”，是摸清整个王朝人口记录的准确资料。尽管在此过程中，有不少地方势力本着“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历史传统驱逐“贡生”进驻乡村并妨碍朱元璋进行“人口普查”，但并不妨碍朱元璋以“刁民造反”为借口，调动军队对其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才让各地大小地主、官僚恐惧。

因此，在“特务机关”监督下，这“户贴”制度被严格落实并立即执行，甚至能精确到采集资料的第一手经办人的姓名、籍贯、生日、家庭状况等信息，堪比后世的“全国人口大普查数据”，真实性与有效性很高。

等这“户贴”制度在全国各地实行得差不多时，朱元璋看着来自全国“户籍汇总”，心中有数后显得异常开心，便開始決定下一步行動，便是建立“黄册”。而“黄册”的基本单元是“图”，老朱规定一百户人为“一图”。

“一图”之内的“十户人家”编为“一甲”，从中选出一户来成为“甲首”。“一百户”就有十个“甲首”，再派一个“里长”负责管理这十个“甲”，直接向县衙门汇报情况。因此，这种按“图”划分的管理制度就叫“里甲制度”。

为了将这个“里甲制度”完整地严格执行下去，朱元璋依旧采取了一个“磨”字诀，打算利用时间换空间，并首先在浙江湖州地区实行，然后又在东南各省推行，待东南各省基本普及后，又强制在全国各省推行。

“里甲制度”的毒辣之处在于，一来它越过了“封建官僚”阶层，使用“技术官员”比如“贡生”、“举人”等直接在乡村基层以普及法治来管理老百姓，让底层百姓获得了“民告官”的权力，并使得皇权延伸到了基层。

二来就是它分化了基层的“势力结构”，让地方官僚、乡绅地主难以形成“豪强集团”进而形成“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同时，朱元璋巧施手段，让各股势力之间为了迎合“皇权”而互相争斗得你死我活，制造内卷。

是故，“里甲制度”的成功，极大节约了朝廷的行政成本开支，再配合“锦衣卫”等“厂卫特务机关”无处不在，便能牢牢掌控基层百姓的言论自由，挖掘和崩溃基层的各种“地头蛇”势力，放在历朝历代无人能及！

当比“里甲制度”更厉害的是“黄册”的发行。“黄册”其实就是明朝的“户籍登记制度”，每一册里都登记载有这“里”当中的一百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比如人口数量、性别年龄、财产状况等，因为手册封页必须为“黄页”，故曰“黄册”。此外，朝廷规定，“黄册”必须每十年重新核定一次，也就相当于后世的“人口大普查”。

通过重新审定“黄册”，便可将从新、旧两本黄册中登记的各项数据得知这十年来，每家每户的详细情况，比如新增数额、减少数额、现有数额、数额变化原因等项目，为朝廷管理治下人口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率。與此同时，明朝官府规定，凡是行医、卖药、卜卦、算命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否则算违法须治罪。

至于普通农民，官府规定其平日里只能在本“图”百户人家所在的“一里”之内活动，出入作息不能越阶，否则算违法，须得治罪。官府规定，每户农民家里有几口人并从事什么职业，邻里之间须都得清楚知道，否则治罪。也就是说当官府询问一户农民的邻居家的基本情况时，若答不上来，则按照奸细处理给治罪！

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保甲法”之翻版，但朱元璋觉得还不满意，因为他知道无论是百官还是百姓，都害怕皇帝老子清楚其手中掌握多少土地、田亩，但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得清楚知道天下田亩，而不必忌讳太多，毕竟以前的“土地制度”都是先由百姓们自己来申报，然后是地方官员来审核存档。

但问题就来了，农民们主动申报的田地究竟是肥沃还是贫瘠？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究竟是何人何时来申报？对此，别说是皇帝不知道，就连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可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就有门道了。

首先，丈量土地是一门“技术活儿”，全靠人力丈量，涉及到各种数学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同时，还有干旱地区、盐碱地如何折算成水浇田？这就决定了能丈量土地的人才不多，而且非常耗费人力和物力。

其次，一个县的地方官员人数有限，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农民家里逐一审核。因此，如果若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弄清楚这些事情，那基层的官僚队伍就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故各级官僚阶层都抵触此事。

这就是说，在申报土地和各自财产方面，无论是农民、地主还是地方官员，甚至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官宦世家”们对此也同样抵触，於是互相包庇，弄虚作假，就是不想让皇帝老子清除自己有多少土地和财产。

所以，全天下到底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