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利用“寄魂分身”治理朝政，并借助太祖“洪武皇帝”之威，参考了“永乐盛世”整合资源。

说起那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被后世颇多指责，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和大肆屠杀“建文帝”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之外，历史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明朝“永乐年间”的整个国家财政年收入平均起来约为3000万两白银！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大搞“外贸垄断”，狂赚西洋人的钱，也不过才将财政年收入提高到3700万两银子而已，因为“靖难”之后，中原已糜烂。

但是，在朱棣登基后，参照“南京”城防来营建北京城，并先后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南征交趾，征服辽东，稳定西南，疏通并新开运河，派遣郑和下西洋，修建“武当山”的“道教祖庭”，同时还要修“永乐大典”。

上面说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但却少有人敢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因这其中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

其实，以上种种原因都可归根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能使磨推鬼”。在这个集列朝所有“宏图伟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钱”字，更何况明朝商品经济发达。

夏元吉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于永乐元年(西元1403年)四月，收到了他任上后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的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乃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使国家赋税大损。因此，朱棣很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之初，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

可是，这两位跟从朱棣而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受命此行，让朱棣甚为重视，以至于行前，明成祖朱棣还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治水之用。

两个月后，朱棣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任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保证“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而夏元吉则以身作则，经常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

旁人劝“夏大人”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于是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把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

从此以后，“苏淞农田大利”，真正做到了“苏湖熟，天下足”。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还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启动了。这说明，东方古国的水利工程技术远超同期西方！

对于夏元吉的江南治水功绩，就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妖僧”兼“国师”姚广孝也为此大为称赞，并认为夏元吉乃“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荣宠，并且在荣归南京后也愈加器重他了。

不久后，夏元吉被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起了大明朝廷的“大账房”。于是，夏元吉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写文章”而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这其实在劝诫朱棣要避免“文字狱”。

经过一番开导后，朱棣终于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使得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学子和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等，从此得以重见天日。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和“永乐时代”的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比如造宝船下西洋；修建武当山“道教祖庭”；征服东北与西南；编修《永乐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动兵30万；5次发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没有雄厚的财力，根本就玩不转！

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足以招致国库空虚和苛捐杂税丛生，使得百姓负担激增，以至于变乱四起，天下动荡了。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边墙”即“万里长城”，则更是一笔巨大开销，个中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将明朝“大账房”夏元吉与西汉“大司农”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其实，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在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因为这是“涸泽而渔”。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日常花费等问题。但夏元吉知难而上，于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诸多皇子、藩王的赏赐，也经其谏劝，从而每年俭省了近三分之一。

朝廷禁军经其核算后，淘汰了大量老弱残兵，却建成了兵少而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贿赂以图“方便”，但他将众人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诽谤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钓誉，误国误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对夏元吉信任有加，并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这才使诬陷风伯逐渐平息。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比如，“平赋役”即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同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其实就是动用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泯灭仇富心理。同时，夏元吉还允许乡民在不得已时，也可出钱代劳役。

“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和废弃的官营手工作坊，严查贪污腐败，每遇贪墨要案时，他便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后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办，该抄家的抄家，该发配的发配，甚至砍头！

“广屯种”即招募内地无地“流氓”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来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愣是让“九边重镇”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大大有利于“明长城”一线的国防安全建设，给朝廷减轻压力。而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

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和“钱钞之禁”。所谓“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

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了“永乐时期”，情形大变。

自永乐八年(西元1410年)起，明成祖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各部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使财用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夏元吉开启“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的商人向“九边重镇”输粮食、军械、马匹以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军械、马匹来换“盐引”罢了。

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蒙古草原之战。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夏元吉故伎重演，顿时解决了大明王朝迁都的经济难题。

虽说这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实际问题。其实，“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纸币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于曾一度出现“纸不如铜”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元朝统治者滥发纸币造成信用危机！

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纸币面额所代表的“价格”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稳定，不会轻易贬值，类似后世的“石油美元”。

这种“穿越时空”的“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的物价也渐趋稳定，使得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而身为“大账房”的夏元吉，又面临着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性格特点来。

每年岁末朝会，夏元吉都会“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连“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边墙”，乃至练兵设防等样样用款，但凡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他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

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就是“小气鬼”的意思。这次，“刺头”夏元吉也终于刺得明成祖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西元1421年)，朱棣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