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压抑的太久，也许是一直没人倾诉，她真的把东兰君当做自己大姐，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东兰君。

其实，茅丽瑛的这种轻信，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可茅丽瑛丝毫没有意识到。

“丽瑛，你的遭遇真的很传奇，我作为大姐，奉劝你一句，你的这些经历，以后千万别再当着其他人的面说了。”东兰君委婉地劝说着。

“东大姐，我相信你，我才把心里话告诉你，我心里憋的发慌，有些话我就是想在亲人面前说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些，敞亮些。”

茅丽瑛压抑不住自己倾诉的欲望。

“东大姐，去年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热血青年寻找出路，我同他们一样，不愿待在这沉闷的孤岛，想走向内地，想奔赴延安。

当时，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工作，已不适应沦陷后的环境，我同大家经过反复商议，并且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决定组织“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辞职长征，到广州等地海关去宣传抗日。

在自愿报名参加的原则下，我认为抗日爱国职责义不容辞，依然报了名字，报完名后，我当即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了母亲。

我母亲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计划，简直不敢相信，她说，什么？你辞职？去广州？离开家？丢下我不管？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身边半步，当时，我抑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又把话仔细给母亲重复一遍。

丽瑛，你不能走，妈妈年老了，不能离开你，你不能走，不能走啊！

母亲反复恳求我，她的声音在颤抖。

我定睛望着母亲，见母亲枯皱的脸上布满了泪水，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自古忠孝两全难，我当时内心非常低犹豫了。

我母亲唯恐我这个唯一的女儿，任性离她而去，她又请来亲戚劝阻我，搞抗日，也并非一定要丢掉金饭碗，再过几个月，你服务满七年，就可拿相当一年薪水的酬劳金，你算算每月78元，一年不就是近千元？母亲养育你费了多少心血，做女儿的可要懂得孝顺啊……。

我左思右想，十分矛盾，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这近千元的酬劳金是在所不惜的，可是年迈的母亲孤身一人，的确需要人照顾啊。

两天后，我参加了战时服务团为“长征团”举行的盛大欢送会，那种场景，让我的内心深受鼓舞。

当晚，我终于向母亲和盘托出了，我想去内地的想法和渴望，我对母亲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决定走了，等赶走东洋鬼子那天，我们母女就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

妈妈，宽恕我吧，请你原谅女儿的这一行动吧。

我们母女俩人，只是相对无声的流泪，我母亲了解我的性格，我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回头。

第二天下午，告别了母亲，我匆匆赶到黄浦江码头，随着长征团一行19人，乘上了一艘法国邮轮。

同事们望着我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看我提着行李登上游轮，大家都惊呆了，昨天你还是欢送一群青年走向内地的一个，而今天你自己倒成为长征团成员，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强忍着与母亲话别的伤感，脸上露着微笑说，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跟你们一起去，昨天欢送长征团回去后，我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决心，让我太感动了，我要向你们学习！

但是，你母亲……？

同事们关心地问道。

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啊！

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我的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

当时，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日本侵略者，强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同你们走的决心。

我当时扶栏眺望，我的思绪，我的呼吸，随着海潮而起落，我既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摇篮。

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向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道路，我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寻找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为自己展现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

我们长征团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我却因接到母亲，重病速归的电报，而未能与长征团一起成行。

在广州，我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沈熙，沈熙鼓励我回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上海同样也有很多工作可做，并让我回沪后去找王莹。

今年春天，我回到了上海，当我下轮船后，见到码头上迎接握的好友蒋学杰，我第一句话就说，学杰，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谢绝了上海江海关的再次聘请，回到了母校启秀女子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英语教师。

由于孤岛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我与王莹、蒋学杰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筹建工作。

东大姐，你是知道的，就在上个月，我们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了，南京路上的120号3楼，也是你帮我们租下的，我们太感谢你了！”

“丽瑛，你别客气，我虽然无党无派，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能我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