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饭后，三人出了二号包厢，冯晨就在锦江川味餐馆的吧台上，当着东兰君和茅丽瑛的面，给中汇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了，对方也没过多询问冯晨，到底租用一楼大厅究竟做什么用，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东老板，茅小姐，你们下午就可以把明天义卖会的物资拉过来布置了，我马上再通知一下《时事周刊》杂志社的王铁民，让他安排人给你们帮忙。”冯晨放下电话说。

“那实在是感谢冯先生！”

东兰君客气着，但她身边的茅丽瑛，似乎并不领情，她只是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了眼冯晨，并没有说着感谢之类的话。

三人寒暄着出了餐馆，冯晨同东兰君和茅丽瑛道了声别，直接开着自己的车子，去汉口路上的幸福弄堂23号去了。

东兰君陪着茅丽瑛，驾驶着自己的车子，朝着南京路上的上海妇女俱乐部驶去。

“东大姐，冯晨这人明显是个汉奸，我们干嘛还求他帮忙？”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茅丽瑛偏过头，瞅了眼东兰君问道。

“汉奸？你凭什么说他是汉奸？”东兰君反问了一句。

“明摆着嘛，前段时间，他带着人，一夜间把上海租界内的进步抗日报刊全部捣毁，其中还包括我们的三家刊物，你说这样的人不是汉奸是什么？”茅丽瑛摆着事实。

“丽瑛呀，你说的这些都没错，这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他是带着人把租界内的抗日报刊杂志都捣毁了，但他抓的人不是都放了吗？”东兰君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茅丽瑛解释。

“东大姐，你应该知道，这个人还担任了中日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公开做起了汉奸的勾当，东大姐，你以后要少同这些人来往。”茅丽瑛劝说东兰君。

“呵呵，丽瑛，我同你不同，我无党无派，就是一个为了生活打拼的生意人，我看人同你看人不一样。”东兰君微微笑了笑，认真开着车子。

“有什么不一样？坏人就是坏人，汉奸终归就是汉奸！东大姐，你是中国人吗？象冯晨这种替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人物，早就应该是我们锄奸的对象，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上级的锄奸名单中为什么没有他。”

茅丽瑛情绪有些激动。

“丽瑛，听大姐一句话，上海这个地方鱼虾混杂，环境复杂，特别是做你们这种工作的更要有一双慧眼。”

东兰君握着方向盘，说到这里，偏过头瞅了眼茅丽瑛，继续说道。

“我在上海这里打拼了多年，又是开餐馆的，见识的人太多了，有些人表面上看，谦谦君子，道貌岸然，背后却尽做些男盗女娼的事情，同样，有的人你看他表面上做出一副坏人的样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可是他说不定就是个仁人志士。”

东兰君的话，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就是不能从表象看一个人。

“东大姐，那你说流氓大亨杜月笙是个什么样的人？”茅丽瑛转换了话题问道。

“杜月笙杜先生和冯晨冯先生，他们这些人对我帮助都很大，所以我说，不能从表象上看，他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拿杜月笙来说吧，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依然拒绝了日本人的利诱，躲到香港去，为抗日募捐，你说他是坏人还是好人？”

东兰君的话，让茅丽瑛陷入了一阵沉默。

“东大姐，我实在佩服你的为人，自从认识你以后，我感觉你就像我的亲大姐一样，可是，你愿意听听我的遭遇吗？”

过了一阵，茅丽瑛幽幽地说道。

“丽瑛，我愿意听，你说吧。”东兰君把车缓缓靠着马路边停下，偏过头望着茅丽瑛真诚地点了点头说。

接下来，茅丽瑛给东兰君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出生在杭州市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6岁那年，我父亲因债台高筑投河自尽，我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投奔启秀女中任教务主任的亲戚陈招悦。

我们母女俩寄居在启秀女中，母亲在学校当勤杂工，我生性豁达，但我没有因为自己出身贫寒而自卑，我常常自勉，人穷志不穷，穷人也能读好书。

7岁的时候，我随从陈招悦在音乐室，便能识谱弹琴，8岁那年我就读启秀女中小学部时，就能熟练弹奏钢琴名曲，在初中阶段，我学习成绩优异，英语成绩出众，还担任本校幼稚园音乐课小先生。

在高中阶段，我就能操一口流利英语，并担任小学部英语课教师，勤工俭学，为今后上大学积攒学费。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仅读了一学年，因家里不能支付昂贵学费而被迫辍学，第二年，我应考上海江海关英文打字员被录取，英文速记和口语成绩名列考生之冠。

在工作之余，我努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接受进步思想，同时，我还参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乐于社会工作，参加江海关地下党组织办的“东文社”，成为积极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海关地下党支部以“东文社”骨干为基础，迅速成立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我担任了慰劳组负责人，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几乎跑遍了江海关每一个部门，进行捐募。

我常常逢人便说，我们在悲愤中忍受了六年，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了，抗日烽火已经燃起，战士们在火线上与敌人浴血奋战，我们也理应作贡献，在国家危难的当口，我们要勤俭，以物力支援抗战。

我为抗战前线的将士们，募捐到了不少钱物，然后